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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里廁所最自由?

最近鄧先生因為兒子的一句話而變得異常郁悶——

“你知道我在學校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哪里嗎?是廁所,在那最自由,沒有老師管著也沒有值日生看著。”

鄧先生的兒子剛上小學二年級,經過了幼小銜接的提心吊膽之后,鄧先生的兒子開始尋找校園生活中的樂趣。結果他發現,自己在學校里可以自由玩耍的地方并不多。雖然學校沒有明確規定課間不能離開教室,“但是樓道里總有值日生值班,誰要是追跑打鬧了都會被記下來的。”鄧先生說。他們這些低年級的孩子除了課間操和體育課外,不能隨便到操場上去玩。

下課鈴聲一響孩子們涌出教室、涌入操場,上課鈴聲一響,滿臉是汗的孩子們再迅速地坐回教室……現在,在很多大城市的小學校園里,這樣的場景似乎只能出現在記憶中了。

不少學校,出于安全的考慮對學生在學校里的活動做出了種種限制。

前些年,媒體討論“可以自由自在瘋玩的春游、秋游哪去了?”后來,媒體討論“學校體育課中的‘跳山羊’‘單雙杠’哪去了?”現在,人們在媒體上討論的是“孩子的課間哪去了”?

隨著社會、學校、家長的安全意識不斷增強,孩子的活動范圍被擠得越來越小,甚至他們只能趁著上廁所的時候“喘口氣”。

當小小的廁所成了孩子們釋放天性的地方,釋放的尺度就很難把握了。

不久前,北京市某著名小學就是在廁所里發生了一起孩子間的矛盾事件,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出現問題不能僅靠‘堵’還要‘疏’。”這是國人自大禹治水時就懂得的道理;“教育要遵從孩子身心發展的特點”,這是教育的本質規律。為了安全而限制孩子的自由游戲,這樣的做法顯然既不符合社會普遍常識,也有悖教育本質,但是這么做的學校絕不是少數。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學校有時候也很無奈,造成這種怪現象的原因絕不僅是學校。

老師:“真的希望孩子能長在桌椅上”

“我們曾做過一個調研,學校和老師最大的壓力源是什么,結果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學生的安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耘說。

確實如王教授所做的研究,安全成為懸在每一位校長頭上的一把利劍。如果哪個老師攤上一件“安全事件”必定會立刻進入“焦頭爛額”的狀態。

最近,北京市某小學班主任周老師就進入了這種狀態。

周老師介紹,期末考試前的籃球課基本結束的時候,大部分學生排隊準備下課,大壯突然發現自己的東西落在了更衣室,便回去拿,結果,摔倒了。

周老師得到消息后立刻聯系大壯的家長,并帶大壯去醫院。還好,醫生檢查之后給出結論,大壯摔倒不是因為身體病變的原因,也沒有受傷。

周老師本以為事情就此結束。

結果,第二天大壯的媽媽找到了學校,說當時跟兒子在同一房間里還有其他兩名同學,她懷疑大壯可能是被同學推倒的,希望學校能夠調查。再后來兩天,大壯媽媽的矛頭又指向了老師和學校,認為當時兒子回去取東西,應該有老師跟隨保護。

“一個10歲的孩子連取東西都要老師看護,這種保護也太過分了。”周老師說。

當時正好是期末復習階段,周老師每天白天忙著給學生復習和寫各種總結,下班后還要再繼續處理大壯這件事。“每天都是將近晚上9點才能到家。”周老師說,有時候就想如果孩子能時時刻刻長在課桌椅上,是不是就不會有那么多的事情發生?

“說實話有時候家長提出的要求確實有些過分,而學校沒有積極去破解這個問題,在這方面向家長的壓力低頭。”王耘說,最終使得這個問題變成兩難狀態。“根子在家長”。當然,學校在管理上也有問題,真正有作為的校長即使面對更大的壓力,不應該以這種方式來確保孩子的安全,而應該在校園安全制度的建立與預防上下功夫。

孩子當然不可能長在課桌椅上,但是可以進行“人貼人”防護。一些老師讓班里的“好生”和“差生”結成對子,“好生”不僅要在這些“差生”學習出現困難時提供幫助,還要管他們的紀律。

北京市西城區二年級學生家軒這學期就承擔了這樣的任務。

家軒班上有一個孩子比較特殊,年紀是班里最大的,但學習很不好,自我管理能力也很差。不僅下課經常追著別的孩子打鬧,就連上課也常常管不住自己,有時候會毫無緣由地從座位上站起來、走開去。老師稍一不留神,這個孩子就可能“惹禍”。

老師便把管理這位“差生”的任務交給家軒。

這種沒有約束力的結對本來可以很松散,不過,老師采用了兩人共同計分的辦法,無論哪一個違反了紀律,兩個人都要扣分。

這樣一來,家軒成了這位“差生”的影子。

效果是明顯的。在家軒的貼身緊跟下,這名“差生”違反紀律的次數明顯減少了,但是家軒卻很疲憊,感覺自己在學校的生活變得非常無趣,“下課看書,也不能安靜地坐一會兒,有時候上廁所都去不了”。家軒跟自己的父母抱怨。

“這是種最被動的方式,短期內可能有效,但長期來看,不利于孩子的發展,因為他總是要去釋放甚至反抗。”王耘說,孩子這個年齡的天性就是活潑好動,躲是躲不過的。

成人把自己的焦慮層層下放到孩子的世界里

孩子活潑好動、沖突在所難免、孩子受到欺負、家長奮起保護……

這個過程似乎非常符合邏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父母就是有這樣的觀念:‘我要為孩子負責’‘我要傾盡全力去護他周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邊玉芳說,再加上現在的孩子大多是獨生子女,父母對這唯一的孩子會傾注更多的關注。

傾注過多、關注過多,則造成了焦慮。中國家長焦慮,已成人們的基本共識。

不過,當我們真的近距離觀察各種校園安全事件時,就會發現,焦慮孩子的安全僅是家長所有焦慮的一個出口,有時候甚至是引發家長所有焦慮的一個爆破口。

最近李女士的生活也是焦頭爛額的。

李女士的兒子小風現在上小學五年級,在班上有3個要好的朋友。兩個星期前4個小伙伴在學校里鬧著玩推推搡搡,結果可能動作有些大,小帆坐在了地上。

小風回家之后把這事告訴了媽媽,李女士覺得這是男孩間再正常不過的打打鬧鬧,便讓小風主動打電話問候小帆,得知小帆并沒什么大礙便沒再過問。

李女士幾乎把這件事忘了的時候,接到了班主任的電話。班主任告訴李女士,小帆因為心情不好,已經幾天沒有上學了,小帆的爸爸找到學校要求幾個當事的孩子家長和學校給小帆道歉,還要做出賠償。

李女士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學校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后得知,小帆的爸爸一直沒有工作,前一段時間小帆的媽媽又剛剛被確診為重病。

我們已經很難判斷小帆郁悶的情緒是源自跟同學的沖突還是家里的不順心。不過,小帆的爸爸一口咬定,小帆的壞情緒來自被小風他們“欺負”了。

不少心理學專家指出,孩子經常是與父母“共情”的,也就是孩子會本能地感受到父母的情緒,并與父母“共情”。成年人有自己的排解渠道,但是孩子往往缺少這樣的能力,反而會成為家長負面情緒的承受者。

當成年人習慣了把自己生活中積攢下來的情緒帶到了孩子的世界中時,孩子世界中本來簡單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復雜。

嚴防死守地保護后就能萬無一失了嗎

家長和學校把孩子的安全措施“武裝到了牙齒”,孩子的成長就萬無一失了嗎?

程然是一名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兩年前程然在跟同學打鬧的過程中被同學推倒在地,磕掉了一顆牙齒。程然的媽媽找到學校,最終那位跟程然打鬧的同學在全班同學面前向程然道了歉。

最初,程然還覺得挺有面子,而且也真的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他了。

不過后來,程然慢慢發現,其實,同學們表面上好像還跟他有說有笑,但是一起玩游戲的時候不再找他了。

不久前,程然參加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活動中有一組拓展項目,老師讓學生們自由兩兩組隊,結果班里19個男生只有程然一個人落了單。

王耘教授他們曾在高中生中做過一個調查,詢問接受調查的高中生們最需要哪方面的指導,“我們本以為高中生需求更大的會是學業方面,出人意料的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人際關系的指導。”王耘說。

家長們本以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給孩子們畫出了保護圈,但其實是給出了一把雙刃劍。

他們沒有在孩子人際交往方面給予科學正確的指導,反而讓孩子更加孤立了。“其實高中生這時候再指導已經有點晚了。應該在孩子小時候就應該告訴他們怎樣跟同學、老師等各種各樣的人交往,這需要家長和學校去引導。”王耘說。

曾經敞開的學校大門關上了、曾經敞開的操場關上了……當我們束縛住孩子所有的手腳,卻其實是“畫地為牢”。

正如邊玉芳所說的那樣,“家長們給孩子畫的保護圈越嚴密,等孩子長大去面對社會走出保護圈時,就會越不知所措,越是被過度保護的孩子,抵抗力越差”。

(家長、留學生為化名)

來源:中青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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